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去年杭州拱墅区法院受理了一对夫妻的女方提出离婚的纠纷，经过审理，调解结案，暂时不离，男人写下保证书，同时，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男人再度家暴，当时被称为杭州市第一个针对家暴的人身保护令。没想到，仅仅过去两个多月，女人因为不堪家暴再度诉至法院。（3月2日《钱江晚报》）

　　反家暴法是把对家庭暴力的处理上升到国法。然而，对于家庭暴力，是不是有法可依就可以破解以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困境？笔者曾在《反家暴法是执法部门的新课题》一文中，表达了对此的疑虑。而发生在杭州的这起家暴案例，已经让刚刚实施的反家暴法露出了“软肋”。因为，虽然此案发生在反家暴法实施之前，但当事法院已经采取了反家暴法中最有力的措施——“人身安全保护令”，但至少在此案中，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不仅如此，从此案中不难看出，不少家庭暴力发生在夫妻之间。此案中的受害人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下，再度受到家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无法与加害人脱离婚姻关系。那么，反家暴法必然牵涉了对离婚诉讼的态度。涉及的法律也就不仅是反家暴法。而在以往对离婚案的司法实践中，大多以调解为主，一审很少有直接支持离婚的，而再次上诉必须满半年。这就使得反家暴法不能独立发威。

　　笔者在《反家暴法是执法部门的新课题》一文中曾指出：反家暴法忽略了一个“家暴”的成因问题。在此案中就存在着谁对谁错，或者说谁的过错在先或更大的纠葛。这又把反家暴法从受害人的“保护神”，变成主持公道的“老娘舅”。虽说这也是必要的程序，但已经与反家暴法的立法初衷不尽相符。如果反家暴法任然要被这些“婆婆妈妈”羁绊，一方面无法体现其威慑力，另一方面可能会滑入以往难以下手的窠臼。

　　在人们对反家暴法的共识中，都认为反家暴法的实施，对家庭暴力的解决和惩处会变得有法可依。但根据家庭暴力这种特殊的民事纠纷或案件，一部反家暴法可能还是无法独立发威。如果家庭暴力直接上升到故意伤害罪的刑律定罪尺度，就不需要为家庭暴力单独立法了。

　　从此案双方律师的辩论中，足以看出双方存在的过错，而对过错的性质和程度，也不能以冲突中的表现手段和伤害程度来衡量。因此，反家暴法也不是简单地看谁受的伤害结果大，谁就是受害方。而要厘清家庭暴力的成因，势必干扰反家暴法设计上的针对性，从而降低其威慑力。

　　因此，假如笼统地看待家庭暴力，假定为家庭成员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伤害，反家暴法是有足够威慑力的。但家庭暴力往往夹杂着复杂的家庭纠纷和矛盾，甚至表面上受害程度大的一方，反而可能是引发矛盾的主因。基于这些因素，反家暴法不可能以自身的相关要件独立发威。如果仅以伤害的程度，而不解决其中的成因，惩罚既成事实下的加害者，可能会留下隐患。而对于那些近于变态的，丧心病狂的加害者，现行相关法律也不会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