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被性侵者遭遇“二次伤害”或再次伤害，也是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的一部分。“百色性侵案”中透露出来的灰色现实，理应得到立法机关和执法部门的关切。

　　被称为“助学达人”的王杰，十年前创办“百色助学网”，私人向社会募捐700多万元，号称资助贫困学生近4600人。2015年8月，王杰被人举报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随后被广西警方逮捕。近日，百色市隆林县检察院以强奸罪、诈骗罪两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不过，此前坚称会参加庭审的三名被害人并未如约出庭。更让人震惊的是，她们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均为“零诉求”。

　　被害人陈述在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属于独立的一类法定证据。在性侵案中，被害人陈述还常常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虽然强奸罪属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应不公开审理，但刑诉法并未强求被害人必须出庭。对不愿出庭的被害人，法院也可不通知其到庭。从法律上看，“百色性侵案”被害人的集体缺席庭审，并不影响案件审理。被害人陈述的常见证据载体是“笔录”，而非当庭陈述。在证据效力上，两者并无实质区别。

　　三位被害人都缺席庭审的背后，最主要原因可能是担心遭遇“二次伤害”——甚至是“再次伤害”。此次事件曝光后，被害人的生活已经受到了不少影响。更有甚者，有记者从一位被害人的QQ空间扒走了她与妹妹的合影，配发在报道中，还辅以文字说明“被王杰性侵过的女童”。这伤害的就不仅是被害人了。虽说个别无良记者的行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这样的伤害足以让被害人对社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当然也包括她们对参加庭审的警惕。

　　“百色性侵案”中的被害人“零求偿”也并非三人本意。一名被害人的援助律师道出了其中痛楚：“不是我们不想要相关赔偿，而是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即使我们提了，也无法拿到一分钱！所以只能放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是为节约诉讼资源、方便当事人诉讼而设立的。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附带”程序的效果却很不理想，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被害人实际获得的赔偿极少。除了执行难，在立法层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先天不足，因为它只允许被害人就人身受到伤害而导致的物质损失提出主张。在诸如性侵案这样的具体案件中，由于被害人的性自主权和贞操等无法外化为“物质损失”，因而常常被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求偿范围。对于被害人来说，向加害人提出求偿“物质损失”无异于再一次伤害。

　　在舆论关注和司法处置过程中，避免被性侵者遭遇“二次伤害”或再次伤害，也是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的一部分。“百色性侵案”中透露出来的灰色现实，理应得到立法机关和执法部门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