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亚市海棠区江林村，上世纪80年代很多村民从未见过万元现金时，2009年-2012年，江林村征地拆迁，政府陆续补偿给村民老王几百万元，然而赌博挥霍让他“百万富翁一夜变穷人”。而这，亦是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大潮中许多地方亟待解决的难题。（5月10日《海南日报》）

　　“一拆暴富”的失地农民，因赌博吸毒、挥霍无度返贫，在全国并非个案，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失地农民这个“暴发户”群体，已经逐渐沦为背离主流社会的“边缘人”：一方面，他们再无地可耕，实际上已被农村抛弃；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也不被城市接纳。究其原因，除了部分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偏低之外，也与社会管理乏力和制度设计缺位脱不了干系。

　　事实上，解决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核心，就是放开户籍限制。但放开户籍限制，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转变成“城里人”，就要在放开户籍限制的同时，不断改进和完善城市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等配套措施，改变过去单一依靠土地的保障模式，让失地农民获得稳定、较高的收入，转变思想观念，端正消费态度，真正融入城市发展，增强城市认同感。

　　换言之，针对失地农民的制度设计，既要涵盖他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涵盖他们的物质生活；既要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提高综合素质，也要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同时，这种制度还要帮助他们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比如，近几年，杭州市已经开始就失地农民管理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拆迁人口众多的江干区，区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对如何帮扶失地农民提升素质、增强创业就业能力、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建设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

　　更重要的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应尽量规避农民“非粮化”，莫让农民被动失地，沦为城乡均难容纳的“边缘人”。因此，地方政府应在细化管理制度的同时，防止农民“被城镇化”；不能以侵占耕地，逼农民“洗脚上楼”，损害农民土地权益为代价。换言之，不能盲目拆迁占地，让更多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失地农民。毕竟，我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需要更多新一代农民安心从事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