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察院向巴彦淖尔市中院提起公诉，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在山西、陕西等6个省区故意杀害17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这74名被告人，多来自云南昭通盐津县，在当地被称为“杀猪匠”。他们团队操作，策划、物色人选、杀人、冒充亲属，分工细致。（6月10日《新京报》）

　　这帮犯罪团伙有着如此成熟的犯罪运作模式，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实在让人震惊。把人的生命看作蝼蚁，当成发家致富的手段，实在罪大恶极。对生命如此蔑视的态度，从视觉上刺激了人们的眼球，更从心灵上发起了对人性的极大拷问：他们是有多心狠手辣，才会把金钱利益凌驾在同胞鲜活的生命之上？

　　仅仅用人性泯灭来解释犯罪原因是很单薄的。报道称，无论是被害者还是犯罪团伙，几乎都是底层的弱势群体。人性的泯灭，与行凶者长期以来恶劣的生存状态，以及极端扭曲的心理有关，人性之恶因贪婪被放大。团体作案背后共同的利益诉求，更放大了他们对金钱的共同渴望，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说人性和自身的贫穷是主观因素，“盲井”案能够屡屡得逞的背后，是什么在推波助澜呢？暴露了什么问题？反观系列“盲井”案，事发地区都偏远，基本处于监管的薄弱地带。骗赔成功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矿难被认定；二是诈骗者亲属身份被认定。一旦发生矿难，若按照国家规定的煤矿事故上报制度执行，由当地政府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煤矿安全监管的部门，以及驻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来介入处理，相关信息理应能被核实。正是在缺乏有效监管的真空环境之下，人性之恶占了上风，促成犯罪。

　　“苍蝇不叮没缝的蛋”，犯罪团伙还抓住了一些矿企安全生产管理方面较大的漏洞。规范的大矿企对员工身份的审核通常很严，不容易蒙混过关。而某些小矿企在工人招录和日常管理方面，没有遵照国家相关劳动用工法律的规定。若劳动用工规范，不法分子哪能随便找人顶替矿工呢？他们正是瞅准了一些矿企不规范，对招黑工、冒名顶替把关不严的软肋才能得逞。

　　矿难发生就想“私了”的矿主有着怎样的打算？一旦事故发生，地区性整顿，企业停产，就得追究相关责任人和领导的责任。尤其是一些“黑矿”，他们的安全条件完全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害怕被取缔。现行的监管力度又不足以将矿主们的良知从利益“黑洞”所释放的强大引力场中解脱出来，他们为了长远利益选择隐瞒，用“私了”的方法“快刀斩乱麻”。

　　这样的恶性案件，是现实主义的悲歌，是人性之殇和法治社会之耻。总的来说，“盲井”案该反思的不仅是阴暗角落的人性泯灭，也给矿山监管体系以警示。不堵住监管盲区，就不能遏制人性“盲井”。矿企要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对用工管理到位，成立矿工维权组织。相关部门要加强矿山安全生产领域的监管力度，完善矿难事故上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