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到来之际，是中国继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迎来了那个百年中的第三件大事——改革开放。那个年代经济改革中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至今依然为不少知识精英所怀念。

　　当年被称为“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人们，现在都是老人了。我有幸成为曾产生重大后续影响和精神感召力的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之一，现不时会有人向我问起对“80年代”的看法。我倒是认为，把80年代列为“怀旧”对象似还为时过早，称为“不可复制的奇迹”又说得过于极端了，但关于80年代波澜壮阔之中的“闪光之处”和“闪失之处”的认知与思考，对今天与未来，都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8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改革深水区后的困难与挑战不可回避，但以改革作为解放生产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关键一招”的基本逻辑，则是一以贯之的。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是摸不到的了，显然需要更高水平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80年代的创新壮举及其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元素发扬光大。

　　第一，从压力看，80年代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固然是由于文革“十年浩劫”和传统体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倒逼，再乘势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风险，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艰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第二，从动力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追求“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实现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最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改革”正是沿着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80年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第三，从经验看，其实80年代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和其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邓小平南巡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的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超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在这种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邓小平、习仲勋、任仲夷、杜润生、袁庚……等等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历史演进轨迹不可能如长安大街那般笔直，改革攻坚克难中的曲折与代价，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80年代的一条重要启示，是坚定改革信念，牢牢把握大方向而执着地努力，会迎来改革渐进中的局部突变和可能促成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波浪式推进”是使经济社会整体跃升的前奏与先导。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一步步清晰明朗，承前启后抓住供给侧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推进配套改革系统工程，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长远利益所系，也是以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而启动由全面小康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通“中国梦”腾飞进程的指导方略。在“全面小康”决胜期，我们理应在期待中同舟共进，冲过险滩，接续现代化的长风与洪流而直挂云帆。（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