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最近出现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就是有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用英语阐释儒学。这种文化现象标志着儒学的发展进入了全球化阶段。英文阐释儒学当然是好事，但也有其弊端，它可能导致释义失真，被阐释内容丢掉一部分原意。如何跟这样一批学者沟通、对话并提升英语写作儒学的水平，可谓中国儒学发展一个新的挑战，这也涉及中国文明走向世界的问题。

　　国外目前的儒学研究和讨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儒家义理与民主的关系。对于该话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要么相互冲突、要么可以兼容这两种模式中。两种模式共同的基础，就是均以民主的标准来判断儒学，审视儒家传统中哪些因素跟民主契合。但我觉得现在不妨换个思路，打破别人设定的那种讨论模式，更为主动地从儒家角度对民主进行全面分析和批评。

　　按照这种全新模式，无疑就会延伸到儒学如何对民主制度存在的缺点提供改良方案的问题。对于选举制度，中国一些地区曾实行过“三票制”，即经过群众推荐、素能测评、差额表决三个关键程序来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不是“一票”就定下来，而是要将百姓推荐、考试制度以及政府选择结合起来，这种尝试就与西方那套“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方式有所区别，其背后包含显而易见的儒学理念，比如引入考试制度。

　　中国人的谏诤艺术迥然有别于当代的两党制。在两党制之下，为了赢得权力，反对党经常诉求公共理由通过维持、激化，甚至强力推行一些虚构的辩论，以批评主政的政党。与之相对，谏官就不能篡夺政治权力，更别说是保有这样的幻想。他们的角色相当地恰如其分：职责和专长很单纯，就是忠实地批评或建言。在西方，两党制之下的政党政治可能也需要这一谏诤精神。通过采用与古代中国的协商模式类似的精神，“两党制”的民主制度可以得到完善。儒式协商可以促进对抗性治理模式向协商性治理模式发展。当然，儒式协商不可能取代现行的两党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来看，儒家文明较之其他文明在政治上的作用还很微弱。

　　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更好发挥儒学作用的问题。“王道政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或追求，这与美国学者罗尔斯追求一个良序社会一样，只是内容和语言不同。或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可将“王道政治”理解为中国的一种“绝对精神”，只是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体现、不同追求、不同解释。

　　现在我们讨论儒家传统与协商民主关系时，很多人是把协商民主当做目的，把中国儒家传统当成工具。但我觉得这个思路可以倒过来，即协商民主是一种完成中国文化传承和发扬的工具。中国“王道政治”从古到今两三千年来从未中断，王道原则和价值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可理解为一种民主协商的原则和理念，而协商民主也有责任和义务来重新解释和发扬“王道政治”这个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协商民主是实现王道治理的一种较佳的制度形式和方法。（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