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让法治长入中国的土地，结出实践和理论的果实，而非某种法治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某种外国法治实践在中国的移栽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引入了“百姓评理团”，意图破解部分家事案件诉讼中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难题。

　　清官难断家务事，自古即为经验之谈。难断仍需断，法律是定纷止争的最后途径，任何案件法院不能因“难断”而不审理和裁决。

　　家事难断，在于诸多情感因素，在于诸多细小情由，在于事情的头绪和因果在长期累积中缠绕。过去清官断案，多在情理法之间平衡取舍，难以作出让双方服气的裁断。现在讲依法治国，人们多强调“法不容情”，但在家事案件中，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财产分割了，当事人情感未能平复；婚姻解除了，但案结事未了，个别案件反复信访；判案在法律上解释清楚了，但对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的帮助和救济未能正视。

　　按照一根筋的理解，家事也好，别的事也好，法院既然判了，就是法律上有结论了，无所谓服不服，不服就制裁。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判决不能定纷止争的情况不是个别而是现象，法治的功能是什么呢？

　　北京二中院在家事案件中引入“三师一团”，对争议较大的案件，经双方同意组成“百姓评理团”参与庭审旁听，发表评理意见，作为法官判案参考。审理前，还由心理咨询师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判决后，也有律师引导申诉，社会工作师协助解决困难，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心理疏导。这些是力求解决家事诉讼产生的上访问题，本质上是使家事诉讼真正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

　　这一探索并不简单。这意味着法庭不仅仅是证据和法条施为的场所，也会做到法与理、情的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的法治探索。“百姓评理团”有效性尚待检验，但至少是正视了家事诉讼中的问题并且试图加以解决，而非把固守“法治通行做法”看得比解决问题、达到治理目的更重要。

　　凡事有度。法治是在一定社会展开的，社会状况、风俗文化、传统习惯等等，并不只是扬弃的对象，而是治理展开的背景和前提，甚至是治理需要予以维护的对象。简单认为法治就要与传统断裂，视本土性为落后，视情和理为干扰，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中国的法治”，还是“法治在中国”，答案应是前者。应当让法治长入中国的土地，结出实践和理论的果实，而非某种法治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某种外国法治实践在中国的移栽。中国法治应立足于中国的土地，立足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现实和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