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当地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略。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9月1日《新京报》)。

　　孟子提出了“四端”的思想,在其看来,“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此“四端”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在安溪一些人那里,混淆了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而这种混淆产生的危害比失去还要可怕。“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很显然,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以及由此造成的恶劣生态,是诈骗之乡产生的思想基础。

　　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很多人都会想到依法治理,包括形式多样的宣传以及不遗余力的打击。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对于不法行为的打击,比一千次动员还要有用。至少在十多年前,安溪便被媒体称为“诈骗之乡”。据2004年《?望周刊》报道:安溪是我国手机短信诈骗的“大本营”,在短信诈骗高峰期间,安溪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之多。客观地讲,对于犯罪分子,当地并没有选择旁视。相反,正是在当地严厉打击下,部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地,甚至转到越南缅甸进行犯罪活动,逃避打击。

　　不能说这种打击没用,但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仅仅打击,显然起不到充分的作用。如果说这种扭曲价值观的形成,只是发生在个人身上,那可能还有偶然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有着不小的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在基层治理能力上,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上,存在着一定问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体多元、内容繁杂、方式多样、直接面对民众、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等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基层治理十分重视,很多地方都把基层治理创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一个理想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不是不会出现价值观紊乱,而是出现之后,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介入、纠正,不会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状态。这也是公众想问的,在诈骗之乡形成的过程中,当地到底开展了怎样的努力?有没有像重视物质文明一样重视精神文明?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事实上,在精神文明建设这块,一些地方却落在了后面。究其根源,有的是不重视、不问事,有的是能力不够、方法不多。而且从整体上讲,在物质文明上不力,很多官员会蒙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在精神文明上不足,则显得相对无事。在现实中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官员因为精神文明建设不力而被问责进而影响升迁的。考核是导向,体现到基层治理上,不可避免会造成方向上的偏差,操作上的失误。

　　不必讳言,诈骗之乡戳中基层治理之痛。一个地方出现礼崩乐坏,很难说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看,都存在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基层组织,本来就承担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具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进取的信号。面对诈骗之乡的过去和现在,当地迫切需要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来打造精神文明高地,以使诈骗之乡的称谓不再延续到未来。因此,通过基层治理创新破解“以骗不到钱为耻”,这是当前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