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20日开始，河南省开展河南文明交通安全月主题活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河南省将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并实行交通违法抄告制度，个人交通违法信息将被抄告至所属单位。该举引发争议，有分析指出，此举存在合法性和可行性两大问题，“抄告单位于法无据”。

　　事实上，针对交通违法推行抄告制度，此前并非没有先例。早在去年，成都市交管局就规定，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出现交通违法，除接受交警教育外，还将被抄告单位或其社区。同样是抄告制度，当时成都市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巨大争议。有人认为有悖依法行政、于法无据，也有人认为合情合理，正因如此，抽离法理和情理的纷争看待此事，才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此事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交通违法现象中随处可见的情法争议。正如前不久针对深圳交警“罚看远光灯”的争议一样，一些创新式执法，很大程度上属于当地交管部门的自我设定，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标准作为依托。即便初衷是为了引导文明交通、减少交通违法现象，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初衷却和结果背道而驰。比如，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抄告单位，并不属于法定的处罚手段。正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抄告单位这种做法于法无据，有悖依法行政的要求。

　　同样，从执法的负面效果来看，抄告单位可能会诱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纠纷，导致更多的劳动人事争议产生。而从执法依托来看，也并没有详细的法律明文规定。检索《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可知，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中，并没有提到在出现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后，可以启用抄告单位的制度。换言之，交通违法抄告很有可能僭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属于不当执法。

　　应看到，站在河南交警总队的角度，他们的做法，可能是为了引导公务人员的交通行为，希望当事人单位重视文明交通的重要性。所谓的个人违法信息抄告，也只是这些群体在驾驶私家车时出现的违法行为，并非如媒体所说，当私企工作人员出现违法时，也会抄告其公司。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的引导意义大于实际的处罚意义。

　　然而，从一般情理而言，确实能够理解这种举措，但对公职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过于任性的执法只会消解执法效果。当情理考量成为论事论理、论是论非的标准时，不得不说是法治社会的倒退。毕竟，适当的道德情理，也应该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放在具体的情景而言，交通违法抄告单位，是基于具体的交通违法现象考虑，但若就事论事，也不该如此任性和罔顾法律。

　　需要强调的是，一切“正义”举动都应在合法有序的范围内进行，不管是非曲直如何，法律底线也不能随意僭越。当地交通部门的“不得已”折射出的正是法律的盲区。由于当地针对公务人员交通违法的标准还未有明确限定，是否针对所有驾驶者也未理清，因此这种抄告制度，很有可能不会得到相关法律的承认，更别说上升到程序正义。

　　所以，渐趋完善现阶段的交通违法标准，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情理，都还存在有调和的必要。当然，交警部门的做法也同样有可取之处，正因如此，现行的法律对于这样的执法条例，确实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权责界定，若是滥用执法权，可能就不只是如今的争议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