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出自东汉王充的《论衡·佚文》，在这两句话之前，还有几句话，“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连贯起来理解，王充认为，文人写文章，并非为了显示辞藻的华丽，而是记录人的行为，传播人的声名。为善的人希望得到记载，所以不断努力为善；邪恶的人害怕被记载，也就尽量节制恶行。因此，“文人之笔”，能够起到“劝善惩恶”的积极作用。

　　王充的这段话，不仅表达了文学要“劝善惩恶”、有益于社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中国文学的传统。

　　首先，从创作主体看。在王充的时代，能够读书识字、“调墨弄笔”的人并不多，即便是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文人作为一个阶层人数越来越多，但相比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仍然是社会中的少数。他们是社会的“知识者”，自然也是社会的中坚，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必须有自己鲜明的善恶观，并通过自己的文笔表达出来，引导读者和社会。王充还举了例子，扬雄作《法言》，有蜀中的一个不仁义的富人拿着钱请他帮助扬名，被他断然拒绝：“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因此，能够“调墨弄笔”的文人固然也不乏卖弄辞藻文采者，但大多数的文人著文，都秉承着社会的责任，力求有用于社会，通过对善、恶的记载，激浊扬清，倡导善行，惩戒邪恶。

　　其次，从社会效果看，“文人之笔”对于社会而言，的确能够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王充从人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都希望在“他者”的眼里有好的形象，行善之人希望得到文人的记载，在身前身后有好的名声，所以在这个希望的驱使下，会不断努力行善；而邪恶的人害怕被文人记载，也就不得不节制自己的恶行。从这种社会心理机制出发，“文人之笔”完全能够发挥“正能量”。在王充之前，就有孔子删订《春秋》的“春秋笔法”，左丘明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虽然说是史书修撰，但同样主张在对历史事实和人物的记述中“惩恶而劝善”，以实现对社会道德的影响作用。

　　应该说，在王充的时代，“文人”“文”“文笔”的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文人”并不单指文学家，“文”和“文笔”也并不只包括文学作品。但通过文学创作“惩恶扬善”，也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的思想一直被强调。所谓的“道”，也包括对善、恶的褒贬。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家，也都用自己的笔墨，关注社会现实，颂扬善举，鞭挞恶行。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恶”的揭示；在明清小说戏曲中，既有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惩恶”情节，也有以目连救母故事为题材的“劝善”戏文。凡此，都汇成了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惩恶扬善”的传统。

　　文学作品是思想的载体。任何作家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感情。作家的思想立场，决定着作品的基本品质，也决定了作品对社会的正、负影响。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文学艺术家肩负着引导读者的使命。要实现这一光荣使命，当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那样，“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作者：朱万曙，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