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要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创新政治观

中国与西方国家比较，差异性并不仅仅在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或者说不仅是政治制度与社会运行规则的问题，更重要地反映在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构成与逻辑方面。在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下，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权力边界清晰，职责范围较窄，主要限定在行政范围。所以，政党轮替政府换届，新领导人上任后，既不需要考虑立法和司法改革，也不需要重新设计国家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更不需要建构一个新的精神大厦，引领社会思潮，制订道德价值观系统。因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早就由开国元勋和一批思想家设计完成，立法和司法也由“三权分立”作出界定与分割，任何政党执政都无权更易。至于精神大厦主要是由宗教信仰来构成，而宗教信仰又是不可更易的，是一种维系数千年不变的东西。即使从社会层面看问题，西方的道德本质上是宗教伦理道德，因而由宗教理论指导，由教会和社会公益组织推动，再加上完善的法律规范与深厚的契约意识，政府和领导人都不需要在这些方面花大气力，这也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工作内容单纯的原因。

　　中国的领导人远没有西方领导人那么轻松，因为中国的宗教不具有支撑精神世界、引领社会道德的功能，而法的作用也处于发展过程中，我们社会最大的调整力量是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大众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政治活动为核心和评价尺度，一定意义上把中国界定为“政治中国”更为贴切，这也是中国人较西方人政治参与度更高的重要原因。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责任方面，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既要承担政治设计的责任，还要承担思想和精神引领的责任，这便决定了我们不仅要关注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方略，更要关注执政方略背后的政治理念，也就是政治观，这一点更带有根本性。

　　任何一种制度模式和社会运行规则都与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有关，无高下之分。既然我们是政治决定一切，那么政治设计、思想引领、道德规范都由党来承担，进而对最高决策群体，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有极高的期待，他必须完成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找到政治思想的支撑和引领，必须完成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这一切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有什么样的政治观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设计，仅仅遵循前制，没有实现重大突破者不算一代，只有创造性的新政治观才能开创新境界，所以，新政治观是一代领导人的鲜明标志和评价尺度。

　　如果以鲜明性、贡献特质来认定中国几代领导人，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反映在建党建军，邓小平的贡献反映在治国，习近平的贡献将突显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民族人文品质的提升，反映在强化民族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这些共同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