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够成功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是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这启示我们，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强国强军的新形势下，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领导和掌握军队永远都是我军胜利之本。

　　坚强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形成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形势下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由于党和红军深受“左”倾教条主义危害，红军在战斗中连连失利。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中国革命成熟的领导核心，党中央的领导得到了红军上下高度拥护和信赖，成功解决党掌握红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从此，党和红军有了主心骨和掌舵人，在思想上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对本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在军事上确立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等一系列胜利，为红军长征最终胜利指明了方向。

　　一个没有坚强领导核心的政党难以统一思想意志，一支没有指挥中枢的军队难以全力以赴打胜仗。党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实践表明，越是形势复杂、环境险恶、斗争尖锐，越需要党对军队实施强有力领导，越需要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新形势下，我们党领导开启中国梦强军梦新征程。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对我进行各种威胁，对我军官兵实施政治攻势，妄图拔根去魂，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挑战，我军在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需要战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在领导推进军队现代化进程中，以强烈的使命忧患、高超的智慧韬略、积极进取的战略品格，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实施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明确军队建设发展“五个更加注重”的战略指导，积极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一系列战略运筹和军事斗争成果充分表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具有驾驭治理全局的卓越才能和破解建军难题的超常智慧，指引我们胜利迈上强军的新征程。我们要像红军长征中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一样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权威，确保军队前进的政治方向。广大官兵要把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放在强军兴军伟业中来理解，放在履行能打仗、打胜仗根本职能的关键所在来领悟，放在保持我军性质宗旨和正确政治方向的高度来认识；要同一切触犯政治底线的言行作斗争，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案件流毒影响；要自觉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把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铁的纪律立起来落下去，更加自觉地听党话、跟党走，步调一致地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

　　党领导军队的制度为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新形势下坚持党指挥枪要有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保证

　　红军初创时期，我们党就在军队中设立党的组织、政治机关和党代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强调发挥党的领导中枢和集体领导作用。《古田会议决议》对党领导军队的这些措施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制度化，1930年制定的第一部政工条例中对其加以固化，党领导军队有了组织和制度支撑。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导致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威信下降。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以及遵义会议，党领导红军的一系列组织和制度在军事工作中得到贯彻。党中央明确要求作战方针、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必须报告中央政治局。这些带根本性的组织和制度，使党对红军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在各个层面得到极大提升，保证了红军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长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总结摸索出来的，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的科学有效的政治设计。长征中，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即使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另立山头，但最后还是变成孤家寡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党领导红军的根本制度，党组织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保证枪杆子为党所掌握。

　　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来之不易，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一是坚持制度自信，充分认识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适合我国国情军情，是一个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越是在重大考验面前，越能显现其价值和光辉。二是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特点规律，从基本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高度对其加以创新完善；适应我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新要求和作战制胜机理新特点，对党领导作战的制度机制加以创新完善；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军新要求，推进根本制度的法规化，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理基础。三是增强制度执行力，切实把根本制度贯彻落实到军队建设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既要保证青年官兵严格执行根本制度，更要确保领导干部在执行上不折不扣和模范带头；既要解决对根本制度思想认识模糊的问题，更要抓好落实管理监督不力的问题，切实维护根本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