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2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确实是最佳的制度安排，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利益。

　　这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2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因此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实现了从英国管治下的一个地区，向中国最大自贸区的转变。

　　在政治方面，回归前的香港，是由伦敦直接派总督来管治的。回归后的香港，根据基本法选举产生特首，特首和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特首每年都到北京向中央政府述职，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但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香港有两个全国政协副主席，与其他省级行政单位相比，也拥有最多的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

　　在经济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香港得益甚多。香港开埠以来就是自由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快速增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当“四小龙”的另外三个不同程度放慢增长之时，香港在回归后不仅没有放缓脚步，而且发展成为“纽伦港”，即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的国际化，大批中国企业的上市，内地各省份对外招商引资和设立经济开发区，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都使香港获得大量机会。“一带一路”的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又使香港获得新的财富机遇。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西方出现反全球化与反自由贸易声浪时，香港则在中国这棵大树底下好乘凉。

　　香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发达，除了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支持了中国内地的对外开放。我曾经分别在与俄罗斯、越南学者的交流中，听到他们对于中国拥有香港这样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羡慕，也听到台湾和新加坡的朋友说，眼红香港拥有如此广阔的腹地。

　　回归后的香港企业大量北上发展。前些时候在重庆，一家香港银行重庆分行的总经理不无诙谐地对我说：“我已经成重庆人了。”日前在广东的新会参观香港著名的“李锦记”生产基地，来自香港的总经理告诉我，国家航天中心选用他们生产的调味品，使他们非常激动和自豪。

　　香港和内地民众之间的交流在回归后到了一个全新高度。大批内地学生到香港各大学求学，同样也有大批香港学生到内地各高校深造。香港青年一代到内地寻求发展机会，从IT行业到演艺界，从参与慈善事业到经营各种“小清新”(如咖啡馆)，数量与日俱增。香港人与内地人通婚在回归后增加了7倍，且有越来越多的港女嫁给内地人。

　　回归后的这些变化，体现在香港的各个领域，也都是我实实在在亲身感受到的。相信再过二三十年，我依然会像今天一样，感叹香港发展的日新月异。(作者是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