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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国商业诚信靠什么？

//www.auribault.com 2014-11-09 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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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知名手机公司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就天猫锤子手机销售数据造假一事发声，称“跟锤子科技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是天猫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们躺枪了。锤子科技与天猫不论谁是谁非，但数据造假涉及商业诚信问题，引公众与媒体热议。

　　商业之道，诚信为本。面对频频曝光的商业行为中的不诚信问题，我们不禁要问，重建中国商业诚信靠什么？

　　人们习惯性将当代商业诚信缺失归咎于制度。这是一个关键要素。却非唯一。

　　古代社会，皇权至上，王法当道，保障百姓权益基本靠明主、清官和大侠，以完善的制度保护处于社会最底层（士农工商）的商人更是痴人说梦，但不妨碍背负骂名的商业前辈们延续事业的香火，甚至在清代还崛起了影响深远的晋商和徽商，而维系其蓬勃成长的核心要素是诚信。

　　但简单由此得出古代商人比现代企业家道德水平高却有失公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有过精妙总结。这也道出了古代商人生意兴隆的基石：在人口被户籍牢牢捆绑的年代里，这些冒险家靠着农耕文明下的亲朋好友、师长同门，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发挥到淋漓尽致，以权力为轴心，构建了牢固的、庞大的人脉网和利益链，保证商业的香火代代相传。甚至在朝廷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候，还可以跻身红顶商人，拿整个国家的信誉保证商业的正常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从土地解放出来，人的迁徙自由强力冲击着传统的户籍壁垒，传统的熟人社会走向分崩离析。中国开始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仅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就有2.3亿，而留在乡村无法享受正常家庭关爱的孩子有6000万以上。

　　习惯于靠熟人构建商业社会的中国企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对外开放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之余，也带来了现代商业制度文明，二者形成激烈的碰撞与融合。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束缚生产力的旧的社会体制和管理模式被逐步打破，但新型的机制和组织却始终未能有效确立。整个中国社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自由个体，宛如林立的孤岛，却无法联成大陆。

　　走出熟人社会的企业家们，对陌生人的社会充满不适，只能靠单一的利益去维系这脆弱的关系。甚至形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企业在天天生产面向大众的公共产品，内部管理却往往停留在家族化状态，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却遭遇了顽固的天花板，形成难以逾越的瓶颈。

　　在转型年代特有的急功近利、价值缺位、法治滞后的驱使下，信任缺失成为唯利是图的亲密伙伴，抛开无良小贩，即使大型国企，知名外企都不断挑战良知和法律底线，生产有毒的奶粉和过期猪肉加工的汉堡，又加剧了全社会对商业的不信任。一个经常在电视上播放皇子为争帝位死掐、妃子争宠互害、学者谈起三国中的阴谋津津乐道的国度，重建信任的难度可以逆料。

　　当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脆弱甚至缺乏，权力扮演着重建社会互信的重任。

　　弗朗西斯·福山在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华人圈归于低信任度社会，症结在于缺乏社会的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除了PK，似乎没有有效化解矛盾、重建信任的基础。

　　因此，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的含义不仅仅是对企业减负，而应立足于建立企业乃至社会，并呼唤传统文化中可传承并与世界文明对接的精华，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伦理，方能将阻碍商业进程的诚信危机降到最低。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关键的在于依法行政无疑切中肯綮。今后，依法治国成为时代主旋律，全民守法是当下信仰，随着法治逐步的完善，构建新型商业诚信有了坚实的保障和崭新的起点。

　　呼唤信商，是对全社会重建良知、回归常识的渴望，是对法治市场经济的期待。

编辑：曹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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