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盛赞某人著述丰富，常用“著作等身”一词。在写作艰辛、出版困难的古代，能留存下几卷呕心沥血之作以遗后人，那就是“立言”的不朽功绩了。在地方志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里，很可能要写上一笔，从而名垂青史。

　　进入现代社会，出书作文对于普通人而言都已经不是难事。尤其是近些年，学术研究逐渐进入“课题时代”，加之学术普及化的需求日益增加，书籍和著述已然褪去原有的神圣光环，成为众多流水线“产品”之一种。倘若今天还有哪位学者自诩“著作等身”，甚至把著作堆起来与自己的个头一较高下，那真是要贻笑大方了。

　　其实放在任何年代，人们所看重的都是作品的质量而非数量。1925年清华大学新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提名陈寅恪任国学院导师，校长以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而面有难色，梁启超回答道：“我梁某人虽算得上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中国民俗学奠基人，“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先生，一生著述无算，去世之后由后学编成的《钟敬文全集》有42册1600余万字。但钟先生晚年很认真地和学生说，其一生真正算得上论文的只有“两篇半”。著名学者、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一生贯彻“三不主义”，除了“不赴宴”“不过生日”外，还有一条就是“不出全集”，因为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写的东西很多，但称得上精华的实在不多。

　　永远致力于学术精品的写作，永远保持对于盲目追求数量的警惕，当是每一位学者应有的学术自觉。无须掩饰，当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存在一些心浮气躁的不良风气，主要表现就是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看不到长远，也不看长远，而只盯着眼前的指标、荣誉、课题任务或职称要求，热衷于走捷径、混圈子，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言：“有的同志比较激烈地说，现在是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

　　白纸黑字的著述从来就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情。顾炎武曾经告诫弟子，对待著作要慎之又慎，因为它“与君辈相处之日短，与后世人相处之日长”，因而立言之人须“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擿”。当今的学者，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这样的历史关怀和学术期待。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若每一位学者都可以像钟先生那样，回首一生时能找出自己的那“两篇半”论文，则中国学术迈向高峰可望，中国学人也将顶天立地于世界学术舞台中央。